探究原因
看到杰西的时候，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他眼中的惊恐和不安。我在英格兰一个小小的学区访问的时候，听说一个8岁的男孩杰西从邻近的学区刚转学过来。他在那边得了一个坏名声，按照学校管理人员的说法，杰西有整个学区最为严重的行为问题！
其实，知道他的具体情况后，一切都容易理解了。杰西身体强壮，棕色的直发，戴着金属架眼镜。他有严重的社交焦虑，对触觉极度敏感，说话机械，发音困难。还在学步的时候，他被发现患有癫痫，说话的能力出现明显退化。他发声的时候只用喉咙，因此无人能理解，他会习惯性地把人和物推来推去，想要什么东西，只能牵着别人的手去拿。因为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杰西经常发怒，自己也痛苦不堪。有时候，他在自己身上发泄沮丧和焦虑，用拳头反复捶打大腿和额头，身上经常伤痕累累。老师想让杰西从一个活动转换到另一个活动，他就开始拳打脚踢，剧烈地攻击别人。据原来的学校报告，杰西几乎每天都会有踢打、抓挠、咬人、用拳击打的攻击行为，发展到最后需要三四个成年人来把杰西按在地上制服，送进“反省室”独自待着。老师认为，杰西的这些行为都是故意违反校规的捣乱行为，但是杰西妈妈的理解完全不同。她认为，这些行为就是杰西的沟通方式，是他的困惑、焦虑和恐惧情绪的自然反应。她向学校管理人员解释说：儿子有感觉异常的问题，对噪声和身体触碰非常敏感。但是那些人拒不接受这种说法，坚持认为杰西的行为属于故意的违抗。
在他们眼里，杰西是一个固执、倔强、反抗权威的孩子。他们的意图就是想方设法来降服他，而他们熟悉的方法，与驯兽师驯马并无两样。这些教育工作者是否曾经帮助杰西学习沟通呢？近乎为零。整个学区的政策是：首先关注对儿童行为的控制，这是头等任务；沟通没有那么重要。他们的干预完全是南辕而北辙。听多了关于他的可怕传闻，我很好奇，想要见见杰西。当我终于见到他的时候，丝毫也没有看到传说中的那些表现：没有故意挑衅，没有对人的攻击，没有对权威的违抗。我看到的，是一个惶恐不安、十分焦虑、时时刻刻准备采取自我防御行动的小男孩，而这一切完全可以理解。我还看到一个常见的情况：杰西高度的惶恐情绪和警备心态，表明了他所受到的伤害。如果人们从根本上误解了自闭症儿童的行为，不论他们的用心如何，这种伤害都是不可避免的。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？
答案很简单：照料者忘记了追问原因，没有问“孩子为什么会这样”。他们既不用心聆听，也不仔细观察。他们从不站在孩子的视角理解孩子的感受，只是一味简单地试图控制儿童的行为。很不幸，行为评估的方法，即根据一个缺陷清单来诊断自闭症，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常规的标准。如果孩子表现出一些被视为“有问题”的行为，又有一些典型的特征—沟通障碍、交往和人际关系的困难、局限性的兴趣和行为，包括重复的仿说（即所谓的“回声言语”）、刻板地摇晃身体、拍打手臂、旋转等，人们就会断言：这个孩子有自闭症。专业人员一旦观察到这些“自闭症行为”，就用循环论证的方式判定某人有自闭症：瑞吉尔为什么总是拍手？因为她有自闭症。为什么会诊断瑞吉尔有自闭症？因为她总是拍手。采用这种方法做诊断，就意味着把孩子定义为他的缺陷的总和。怎样做才能最好地帮到孩子呢？
通过干预来控制或消除这些行为：“停下来，别再摇晃身体！”“闭嘴，不要重复说话！”“安安静静地待着，别再拍手拍胳膊！”那么，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尽量让孩子看起来像正常人一样。这种方式无法实现对自闭症人士的理解，也无法真正提供有效的支持。这样的做法，是把自闭症人士视为需要解决的问题，而不是需要理解的人。这种方式对自闭症人士缺乏基本的尊重，也无视个人的感受和体验。设身处地的倾听，对自闭症人士试图表达的意图的密切关注，通过语言和替代的行为达到真切的理解，所有这些人际沟通的关键点，统统不在行为干预的考虑之内。据我所知，这种方法不仅没有实际效果，最要命的是它经常让现实雪上加霜。更有帮助的做法是加深理解：追问行为背后的具体动机，追问行为模式后面的根本原因。比行为干预更有效、更合理的做法是追问原因：孩子为什么要摇晃身体？为什么要把玩具摆成一列？为什么在特定的时间做特定的事？为什么总是在眼前摆手？为什么有些行为出现在英语课上，而有些是在课间？为什么总是在生气的时候重复某些话语？
情绪失调的挑战
通常来说，自闭症孩子举止怪异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情绪失调的困扰。当情绪调节良好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做事、与人交往都会得心应手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各项活动时，总是力求高度警戒、精神集中，处于最好的状态。神经系统会帮助我们筛除过多的刺激，告知我们何时疲惫、何时饥饿、何时会遇到危险。由于自闭症人士的神经结构（大脑神经网络的工作方式）存在缺陷，特别脆弱，他们很容易受到情绪和生理失调的困扰，所以，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身体不适、情绪焦虑、思路混乱。
学习如何应对这些情绪失调的挑战，对他们来说困难也更大。显而易见，自闭症的一个核心的基本特征就是情绪调节和生理调节存在障碍。很不幸的是，专业人员长期以来对此视而不见，只是关注异常的行为表现而忽略了背后的异常原因。想一想你认识的一位自闭症人士，思索一下哪些情况会导致他情绪失调：与人沟通的障碍，身处混乱嘈杂的环境，面对说话很快、动作很多的人，遭遇预期之外的变化，对不确定事情的过度担忧等。此外，对于触觉和声音的感觉过敏，身体动作和运动控制的障碍，睡眠障碍，各种过敏，胃肠道的问题，诸如此类的困难都会对他们构成挑战。当然，并非只是自闭症人士会遭遇这些困难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会不时处于失调状态。当众演讲可能会使人汗流浃背，双手颤抖，心跳加速。新穿上一件羊毛衫会让人浑身不自在，无法集中精力思考。你每天早上的常规生活，比如一杯咖啡、一张报纸、洗个热水澡，受到意外搅扰，一上午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夜里失眠，白天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，中午饭也没时间吃了，凑巧这时电脑也死机了，这些因素的不断积累能让人抓狂。总之，变得高度焦虑并不是难事。作为人，我们都会遭遇这些挑战。但是，由于自闭症人士的神经构造问题，应对这些挑战特别力不从心。这就使他们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焦虑阈限更低，所具备的应对策略也更少。他们当中很多人还有感觉信息加工的异常，对于声音、光线、触觉以及其他感觉，他们或者过度敏感，或者极度迟钝，因此，学习应对环境会变得更加困难。此外，处于情绪失调、行为失当的状态下，如何理解别人的异样眼光，是很多自闭症人士天生缺乏的能力。情绪失调对不同人的影响方式有很大差别。
通常情况下，自闭症人士的反应是直接的，具有强迫性。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可能瞬间发生转变，找不到明显的原因。比如说，突然出现的巨大噪声，会让一个孩子瘫倒在地。我经常看到孩子拒绝进体育馆，进学校的餐厅，他们的老师会错误地认定这是一种故意捣乱的违规行为，是他们有意逃避学校常规活动的小伎俩。真正的原因通常是深层次的：那个环境中高分贝的噪声和极度嘈杂的场面，孩子根本无法忍受。有一次，我参与了一个医院的学前自闭症项目，孩子们在教室吃午饭，把餐盘从餐厅搬到教室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老师带领这些四五岁的孩子去参观餐厅的厨房，让他们了解餐具是怎样清洗的。我们刚进门，那个巨大的洗碗机就忽然喷出一股蒸汽，同时发出一阵高频的、尖厉的嘶嘶声。所有的孩子都吓得一下子把餐盘扔到了地上，有的厉声尖叫，有的双手捂住耳朵，所有的人都往大门跑去。当时的情形就好像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庞然怪物，孩子们能做的就是逃命。这就是情绪失调，突如其来，显而易见。有时候，导致情绪失调的原因不那么明显。有一次，在我做咨询的一个幼儿园，我和戴兰在户外散步，他是一个4岁的自闭症小男孩。突然间，没有任何预警，戴兰瘫倒在地，拒绝继续前行。我轻轻地把他扶起来，拉着他继续往前走。没走几步，他又瘫倒在地。于是，我再次把他拉起来，继续走。这时候，我听到狗叫声，戴兰马上惊恐起来。在慌乱和惊恐状态中，戴兰试图逃离。我突然明白，在这之前，我没有听到狗吠的时候，戴兰高度敏感的听觉早就已经觉察到危险，尽管狗并不在眼前，而且我们普通人的耳朵也没有听到狗叫的声音。这也许会被人看成是拒绝合作、混乱无序或者反抗权威的行为，其实，这只是十分合理的恐惧表现。许多自闭症儿童摆动手臂，或者是表达他们的兴奋，或者是让自己安静下来。每当康纳感觉愉快的时候，或者在活动转换时期感到焦虑的时候，他就做出用他父母的话说是“快乐舞蹈”的动作。他踮起脚尖往前走，往后退，同时在眼前摆动手指。早先有一个治疗师建议康纳的父母要对他发出坚定的指令：“手放下！”如果他并没有听从，就说：“坐下！坐在手上！”谢天谢地，康纳的父母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，而是帮助康纳给自己的情绪起名字，并提前预告下一步的活动是什么，从而减轻他活动转换的难度。人们很容易不动脑筋地把摆动手臂、摇晃身体、用脚尖跳舞等等说成是自闭症行为，然后就感到万事大吉了。但是自闭症孩子的父母还有长期与他们一道工作的专业人员，需要做更多的事情。我们需要像侦探一样，观察、比较所有可能的线索，弄清楚某个特定行为的深层原因和直接动机。是什么让孩子情绪失调，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？是否可以直接观察得到？是否是感觉领域的问题？是疼痛、身体不适，还是创伤性的记忆？大多数孩子自己不能用语言做出解释，所以周围的成年人需要做出清晰可辨的梳理。
应对策略与调节行为
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二律背反，人们常常称之为自闭症行为的那些行为根本就不是什么缺陷，这些是当事人使用的应对策略，其目的是让他们感觉情绪调节得更好。换句话说，在很多情况下，这些都是优势。设想，一个感觉高度过敏的自闭症儿童走进一个嘈杂的房间，用双手捂住耳朵并前后摇晃身体，这类行为既表明他处于情绪失调状态，同时也表明他在使用应对策略。你可以称之为自闭症行为，也可以追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。答案是双重的，一方面，孩子的行为揭示了有什么情况不对劲；另一方面，他已经学会了一种反应，以便设法阻断导致焦虑的来源。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，所有的人都会运用这一类仪式化的习惯来帮助我们进行自我调节，例如平复激动的情绪，安顿自己的身心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环境。比如说，你也像很多人一样，当众演讲会让你感觉焦虑。为了镇定自己，你可能深吸几口气，在演讲的时候前后踱步。深吸气和踱步并不是我们在公众场合的典型做法，但是看到你这样做的人大概不会认为你的行为是异常的。那个观察者会理解这是你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压力的个人方式，以便镇定你的神经系统，完成演讲。每当下班回到家里，我会立即检查邮箱，分拣邮件，把账单放一叠，杂志放另一叠，把各类无用的广告投进垃圾箱。如果你禁止我做这个重要的仪式化行为，可能需要费好大的劲，即使你成功地做到了，我也会感觉到相当不舒服，还是想要去做这件事。仪式是一种具有镇静作用的习惯，这就是我下班回家的常规。我妻子如果有一天过得不顺，或者心中有事，她就打扫卫生，整理家务。我回到家如果发现家里比往日清爽、整洁，我就知道她在受着某种煎熬。教会的服务包括让人感觉舒适的一系列仪式：唱诗、祈祷、象征性的手势和身体姿势，都是为了让人们放下忧虑，涤除尘念，从而上升到更高的精神领域。对于自闭症人群，令人感觉舒适的仪式和应对机制多种多样：用特定的姿势活动身体，用不同的方式说话，把熟悉的物品带在身边，把物品排成队列，创造可以预测的、固定不变的环境布置等。在空间距离上靠近特定的人也可以成为一种调节的策略。艾伦是个8岁的自闭症男孩，如果学校里的功课很紧张，那么放学回家他就会把两只手撑在桌上，不停地、有节律地原地跳跃。他的父母发现，他的跳跃强度和持续时间可以精确地反映学校生活的压力大小。我们知道，怀抱婴儿轻轻摇晃，可以让他们情绪安定。对于蹒跚学步的孩子，转着圈子奔跑，可以帮他们提神。我们成年人会用各种动作来调节情绪和生理唤醒程度。自闭症人士在情绪低沉的时候，会通过旋转、蹦跳、摇晃身体来提供他们的警醒程度。如果他们感觉过度兴奋，可能会通过大踏步地走来走去，打响指，或者盯着转动的风扇来让自己安静下来。很多人把这些简单地称为“行为”，我曾经无数次地听家长和老师们谈论哪个孩子有“行为”。难道我们没有行为吗？只是在自闭症领域，“行为”这个词不加任何修饰，就有负面的含义。老师会说：“我们新来的学生莎莉有好多行为。”或者说，“我们正在努力消除斯科特的行为。”还有些人会用“stim”这个词来表示重复性的自我刺激行为，同样也具有负面的含义。过去几十年间，很多研究工作人员试图消除儿童的自我刺激行为，有的运用惩罚，有的甚至使用电击，作为消除自闭症行为的方式。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简单地看作是“行为”。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些是应对情绪失调的策略。早在1943年，美国精神病学家里奥·肯纳最早介绍自闭症诊断的时候，就注意到了这些儿童的一个明显特征，他称之为“对于持久不变的坚持”。这个特征到现在仍然被看作是自闭症的一个定义性特征。确实，很多自闭症儿童试图通过控制环境的同一性来调节自己的情绪。这不是病理的症状，而是应对的策略。有个叫克莱顿的孩子，从外面回到家中总要检查每一个房间的窗户，并把所有的窗帘拉到丝毫不差的同一个高度。这是为什么？他在努力控制他的生存环境，使之具有可预测性，在视觉上平衡对称，以便让自己感觉舒适。还有的孩子习惯性地吃同一种食物，挨个去关掉教室里所有的橱柜小门，无数遍地重复观看同一个DVD碟片，或者每天都坚持坐同一个座位。像克莱顿那样的仪式化行为是否表明他患有重复性强迫症？实际上，自闭症和强迫症造成的影响全然不同。真正的强迫症行为，对当事人没有助益作用，它只会让自己感觉更糟糕。也就是说，反复洗手，或者离家之前将所有的凳子摸一遍，只会让这个人生活得更不容易。但是，自闭症儿童坚持穿同样的衣服，听同样的音乐，把物品固定排列，乃是因为他们已经习得这样做事会帮助他们的情绪得到调节，生活过得更容易。有一次，一对夫妇带着他们7岁的儿子安东到我开业的诊所做初次评估，我和一个同事跟孩子互动了一段时间，对他做了观察，然后给了他纸张和彩笔让他自己去玩，以便我们和他父母进行谈话。我们谈话的时候，安东聚精会神地作画，他非常仔细地一次拿一只彩笔，褪下笔帽，写下一个数字，然后再套上笔帽，把彩笔放回到盒子里；再拿第二只笔，再写一个数字，再还回去。如此这般地重复了几十遍。我们谈话休息的时候，来看他画的画，我感到非常吃惊。安东严格地按照顺序轮替使用7种色彩，把1到180之间的数字排列成非常复杂的网格状系统。他用数字的行列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彩虹形状。这个男孩只能说单个的字，回应少数短句，但他能让自己安静地待上半个小时，集中精力创作这样一幅具有视觉天才的作品。他的妈妈告诉我：“孩子以前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东西。”安东的画作表明，不仅他的心智比我能够想象的更加机敏、更加复杂，而且他还能设计出独特的方式来使自己的情绪处于良好的调节状态。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，等着周围的人（有些是陌生人）在他身边谈话的时候，他找到了一种身心安顿的有效方式。换一个观察者可能会认定他做的是自我刺激，但我认为这是自我调节，而且具有创造性。有的时候，一件物品可以帮助一个孩子自我调节。有个男孩随身带着一块黑色的光滑的小石头，这就与婴幼儿抱紧毛毯或者布娃娃从而感到安全，是一样的道理。这块石头让他感到宁静，即帮他自我调节。有一天石头丢了，孩子的父亲非常焦急：“我们已经试过各种各样的黑色石头，但他知道这些都不是那块石头。”最后，男孩找到了替代品：一串塑料钥匙。自闭症儿童往往会用嘴巴吸吮、咀嚼和舔舐特定物品，来帮助自己调控情绪。我们很多人习惯性地嚼口香糖，或者含硬糖块，原理与此类似。有个叫格兰的男孩，在幼儿园的草地上捡起树枝又舔又嚼，在教室里，他不停地咬着铅笔。据他妈妈说，他经常咀嚼自己的衣袖和衣领，所以他们家买衣服的花费很大。我在班级里观察格兰的时候发现：他寻找东西咀嚼的时候，往往都是他感觉情绪失调的时候，比如活动结构不明显的时候（课间休息）、活动转换的时候、噪声增加的时候。与他的作业治疗师合作的时候，我建议给他提供更好的咀嚼替代品：脆脆的零食（胡萝卜，椒盐卷饼）、橡皮玩具或皮管子给他嚼。我们也可以提供一系列支持行为来减少他的焦虑和困惑程度。作为调节因素的人关于自闭症儿童的迷思有很多，其中最有害的一个是：他们是自我封闭的孤独者，既不需要也不会寻求与他人建立关系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事实上，对很多自闭症儿童来说，与他人共处，尤其是身体的近距离接触，是他们情绪调节的一个关键因素。莫凯恩一家最近移居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他们4岁的儿子杰森到一个公立幼儿园上学，他的妈妈请求学校给孩子安排了运动的间隔休息，也就是每天有机会到户外或者体育馆一到两次，而且她要求杰森8岁的哥哥陪伴着他。她觉得这样做对两个孩子适应新环境都会有好处。这样做，杰森可以得到他所需要的每日活动，以便实现良好的情绪调节。而且，他还可以由于哥哥的在场，有一个熟悉而信任的人帮他调节情绪。有些时候，自闭症人士会情绪失控，原因就在于某个特定的人不在身边。7岁的男孩吉莫尔不停地问老师：“妈妈在家吗？”有一个治疗师建议：老师只需要正面地回答一次，然后就拒绝回答这个问题。得不到老师的回答让吉莫尔更加焦虑，他的提问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急切。于是，我建议换一种方法，把他妈妈在家里的照片贴在他的课桌上面，并反复地劝慰他：“妈妈在家呢，放学后就能见到妈妈了。”这样一来，他就不需要反复地提问，而且有助于帮他安心做功课。三年级学生卡列布有一个不同类型的伙伴：一个想象当中的朋友，他称之为史蒂芬。有时候在教室里，卡列布坚持要史蒂芬坐在他旁边的座位上。在操场上，他会假装与史蒂芬一起做游戏。他的老师说：“卡列布只有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才会启用史蒂芬，比如活动的转换、场景的转换或者嘈杂的背景等等情况下。”作为顾问，我在那里访问的时候，三年级的小伙伴告诉我：“史蒂芬是卡列布‘过家家’的朋友，因为他有自闭症，所以特地来帮助他。”这些孩子的理解很准确。很显然，卡列布是用一个想象中的朋友作为情绪调节的策略，这是他应对困难的一个策略。那位老师问我：“我们是否应该阻止他这样做？”我对她说：“只要这不妨碍他参与学习活动，这个策略就是有用的。”随着卡列布朋友慢慢多起来，在学校里感觉也越来越舒适，他提到史蒂芬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最后就再不提起了。有些策略是使用语言的，很多自闭症人士表现出回声式语言，即重复说一句话。有时是即时的回声，有时是延迟的回声（见第2章）。这个行为也经常被简单地归入自闭症行为，被误解为毫无用处、毫无意义的废话。但是，回声语言对自闭症人士有许多实用功能，其中包括情绪调节。有一个男孩会反复地问：“下午去游泳吗？下午去游泳吗？”我们可以把这个孩子不停地提问看作是病态的，并试图阻止他，我们也可以追问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对他有什么帮助？也许他需要让事情显得可以预测。所以，他的提问既是心情不安的信号，也是他所使用的应对策略，以便获取必要的信息，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期待，从而降低他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。有些自闭症人士不仅总是自己重复，还会试图控制、主导与他人的谈话。只管自己一个人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感兴趣的话题（比如，地理或者火车），而丝毫不考虑对方的思想、情感和兴趣，这也可能是一个失调的信号。如果一个人不能掌握社会交往的细微线索，他就会发现常态的谈话过程不可预测，因此充满了焦虑。而不停地大谈自己熟悉的、感兴趣的话题就可以提供一种控制感。我常常发现，有些儿童还离题更远，他们会试图控制正在谈话的双方。有些孩子会给父母提示台词：“妈妈，你问我‘你要玉米片还是杂粮片？’，问我。”很多孩子在得到别人的回答之后，还要无数次重复提问同样的问题：“你喜欢哪个棒球队？你家的车是什么颜色？你住在哪里？”如果我故意开玩笑似的说个错误答案，他们会立即纠正我。那么，明知道答案，他们为什么还是要问呢？这样做，可能还是试图要施加控制，增加可预测性，保持统一性，以便更好地面对社交性谈话所引发的焦虑情绪。同时，这也表明，孩子们有与人发生关系的强烈愿望，想要实现与他人的交往。
聆听和建立信任关系的影响力
帮助8岁男孩杰西的成功经验让我学到很多。杰西在原来的学校出现了很多难以管理的行为，转到新的学校之后，我在那里做顾问，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来切实帮他。我采用的工作方式是打造有效的团队，而不是假定我一个人知道一切答案。家长、老师、治疗师、管理人员等，一道合作，在孩子的生活中提供支持，可以形成并实施最佳方案。杰西到新学校不久，新学校的工作团队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。大家最后达成共识，认为杰西的问题行为不是攻击性的，而是防御、恐惧和不知如何行动的困惑。我对大家说：“我们需要和杰西建立信任感。”杰西不会说话，原来的学校把服从命令作为训练的首要任务，而不是教他社交沟通，所以，他缺乏与人沟通的有效方式。他对自己如何使用时间无法控制，甚至不懂得如何期待接下来要什么。那里的老师不会使用视觉日程表，没有切实帮助他形成按时做事的习惯。由于他的老师和治疗师们忙于规范他的行为，他就一直在挣扎中学表达，在斗争中学生存。他已经习惯于经常处于情绪失调状态，没有办法告诉别人他的感受和真实的需求，他能做的就是竭力让别人离他远一点。在新学校里，工作团队马上着手教给他沟通的工具，例如，使用象征符号和照片的图片卡，总是给他选择活动的机会，从而能够保证他感受到一定程度的自主和尊严。我们给他做了一个日程表，让他知道什么时间完成什么任务。
我们理解了他严重的感觉异常问题，于是一个作业治疗师制订了一个计划：使用各种感觉策略，帮助他调节身体和情绪状态。例如，他上午的活动安排是：他在教室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坐摇椅，作业治疗师给他双手涂上按摩油，给他做双手的按摩、前额的按摩。他发现深度的按摩压力可以使他安静下来。有一次，我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房间称为“杰西SPA”。在几周之内，工作团队就把杰西的各种照片和符号图片做成了一本沟通手册。他可以用手指出他想要的或不想要的图片，来表达他的各种需求（那时苹果公司还没有推出iPad）。沟通手册包括可以让他进行情绪调节的各种活动，例如，在体育馆跑步、头部指压、身体按摩、听音乐等。治疗师让他选择按摩的时候是按摩手还是胳膊，还教会他自己做按摩。学会沟通之后，杰西与同学和老师长时间的接触变得舒适愉快；在这之前，由于他处于高度焦虑和恐惧状态，任何人靠近他，他都会挥拳击打，让人保持距离。每天他有一部分时间在普通班级上课，有一个教师助理在旁辅助。几个月之后，他的老师报告了一个好消息：来到新学校之后，他第一次高兴地笑起来。在他生命中，他第一次在上学的路上感到兴高采烈。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别？在原来的学校，教职工关心的是让杰西学会服从，遵循他们预先制订的计划，而不是聆听杰西的愿望，教他沟通的方法。新学校关注的焦点是社交沟通，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杰西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。新的团队使他掌握了生命中的一种控制感，不是无边无际的、完全开放的选择权，而是在可预测的结构中做选择。新的团队教会他独立做事，从而获得良好的自我控制感和情绪状态。团队使他理解大家都在那里支持他，而不是去控制他。当然，他仍然面临许多挑战，但是随着时间推移，杰西不再那么封闭。此外，不管是在班上、在人群中，还是一个人独处，他都能明显地感受到更多的愉悦。在初中，杰西继续取得进步。
他做了两件事：与一个同学一道，收拾班级的废纸用于废物利用；他还给各班分发邮件。因为杰西阅读能力有限，学校的老师们制作了一个用色彩编码的工作表，帮他分拣邮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有机会与同伴和成年人互动。通过使用一个语言生成器，杰西每天在分发邮件的时候能够跟老师们做简短的对话。没有了情绪发作，没有了打人，没有了抗拒。因为有了大量的信任，所以有了许多的微笑。过去杰西天天处于恐惧状态，浑身伤痕，远离人群。现在，他在学校的商店里做店员，向学生和老师卖饮料和零食，学会了收银和找零。初中毕业的时候，他由一个朋友陪伴着参加了毕业舞会。后来，在高中，这个男孩给化学老师做助手，他的焦虑情绪和怪诞行为一扫而光。通过使用视觉提示，杰西完善地管理着实验室里的烧杯和试管。他的老师高兴地说：“实验室从来没有管得像现在这样好。”杰西的妈妈在他8岁转学的时候表达了对原来学区的失望，对杰西所受的待遇备感挫折和愤怒。
在杰西10岁时的一次团队工作会议上，他妈妈面对由一群治疗师、教师和管理人员组成的团队，眼含泪水说：“是你们救了我儿子的命。”这一幕，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。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，那不是通过英雄般的创举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学问，而是因为真正为了改变杰西的处境，我们认真聆听，我们仔细观察，我们反复探究原因，我们根据所见所闻随时调整工作方式。我们弄明白了是什么让他情绪失调，我们帮他找到了有效应对的策略和工具，从而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定的控制感。如果这个办法对杰西有效，那它就可以帮到几乎所有的孩子。
